英国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这样说：“在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公布的25 部最伟大的电影音乐的名单中，超过一半的配乐作曲家深受马勒的影响。他是唯一进入主流文化的交响曲作者，轻易就跨越了文化与政治的樊篱，在所有人心中召唤出共同的欢笑与泪水。不知为何，他总能对各种人产生影响。”（节选自《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古斯塔夫·马勒（1860.7.7-1911.5.18)，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马勒继承了自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舒曼等前辈大师的传统，同时又从时代精神中汲取丰富营养，确立了一种充满表现力的新的音乐语言。
今年5月18日，是马勒去世11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都在举行马勒主题的音乐会以示纪念。
马勒是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家，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波希米亚的卡里什特（今属捷克）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在当时普遍“排犹”的环境里，他的出身仿佛就注定了他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悲剧。
马勒童年就显露出音乐天分，六岁参加钢琴比赛，八岁已能为别的孩子教课，十五岁进维也纳音乐院学习，后改学作曲及指挥。1885年，马勒在莱比锡指挥门德尔松的清唱剧《圣·保罗》获得巨大的成功，后被聘为布拉格歌剧院指挥。他还曾在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维也纳等地歌剧院任指挥，成为当时最伟大的指挥之一，是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
马勒在世的时候，其作为指挥家要比他作曲家的身份名气来得要大，还被认为是19-20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在马勒的职业生涯中，他时常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受到排挤。1897年，为了保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这个极具声望的位置，原是犹太教徒的马勒改信天主教(因为当时不容许犹太教徒担任这个职务)，自此十年他都留在维也纳，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
马勒的交响曲在形式上构思宏伟，规模庞大，只有巨型的交响乐队才能演奏，但他的“交响叙事”却显现出亲切、澄明、动人的特点。因此，马勒的“交响叙事”能够强烈地吸引着乐迷。在风格上，他力求发展维也纳古典交响乐的传统，作品现象鲜明，题材取自维也纳民间风格性音乐。他所创作的交响曲中有五部中有合唱或者声乐独唱元素，大大丰富了交响曲的表现力，对二十世纪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他的很多作品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甚至还受到多数反犹太人的抨击，在这样糟糕的境遇下，马勒并没有停止创作，反而说出：“我的时代将要来临。”而这一具有悲怆色彩的预言在他逝世半个世纪后也奇迹般地应验了。
不少敏感又心思重的音乐家总不免在爱情中经历折磨考验，马勒与阿尔玛也不例外。如果你以为比这位奥地利作曲家小20岁的阿尔玛是以崇拜者和仰慕者的身份出现在马勒的生活中，那你就想错了。与马勒结婚不过是阿尔玛八十五年人生中遭遇的其中一段不长不短的爱情。
马勒与阿尔玛的初遇，在1901年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22岁的阿尔玛出身名门，在维也纳艺文圈中不乏追求者，其中便有以画作《吻》闻名的画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出身优渥、长相优雅漂亮的阿尔玛自然不会将马勒放在眼里，她毫不留情地指出马勒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尽管对方当时已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马勒偏偏对这位大胆的女孩子一见钟情，见面当晚向她求婚，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娶得美人归。
尽管阿尔玛明白马勒与自己不论出身抑或性格都有显见的差异，却还是甘愿走入这场婚姻，或许因为她太喜欢音乐吧。据她本人回忆，她初初听到丈夫创作的《第三交响曲》时，竟“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兴奋驱动……只愿永远陪伴在他身旁”。
马勒喜欢阿尔玛的迷人漂亮，却希望婚后的她抛下社交圈中光鲜盛景，甘心做一个温良贤惠好妻子。因此，他劝阿尔玛为他抄谱，做他的贤内助，却独独不愿阿尔玛实现她少时的作曲梦想。殊不知，家庭与子女，从来都不是阿尔玛的首选。
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马勒因病离世。其间，这位敏感多疑的作曲家从未停止对妻子的猜忌，甚至需要向著名的心理学者弗洛伊德求助。我们不难理解马勒对于这段老夫少妻婚姻的担忧。了不起的是，马勒虽身处备受煎熬的婚姻情景中，仍相继写出数首堪称伟大的交响曲。
马勒在世时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挥上。他有“彪罗（瓦格纳的御用指挥）之后最伟大的指挥”之称，而作曲家马勒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要到他谢世60年之后。“马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导演威斯康蒂选作《威尼斯之死》的电影配乐，竖琴拨动下弦乐营造的声潮，成了马勒被公众记取的缩影。一个比较老套的段子，说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惊闻此曲后，问“这是谁作的曲，我要找他订份合约”。
马勒的音乐介绍至美国后，改变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做法，为大众娱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好莱坞的作曲大师们皆在马勒身上找到声响共鸣。其中，将各派现代音乐音效发挥到极致的电影《禁闭岛》就引用了马勒的a小调钢琴四重奏。《禁闭岛》公映以后，让马勒原本冷门的室内乐作品集变得热销起来。
马勒的交响曲声乐套曲《大地之歌》创作于1908年，是他音乐创作最后阶段的硕果，这部作品也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罕有的一部带有东方气韵的交响曲。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整理所著《中国之笛》当中的七首德译唐诗，内容包含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等四位诗人的不同诗作。作品有六个独立的乐章，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在此之前，马勒连续遭受了人生的挫折：先是大女儿玛丽亚夭折，紧接着他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重重打击下，马勒与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此时，朋友赠予马勒这本诗歌集，诗句中的意境与他的心境十分契合，《大地之歌》也就应运而生。
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乐曲应该是“第九交响曲”，但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都是在完成第九号交响曲后去世的），所以最后定名为《大地之歌》。
《大地之歌》完成时并未立即演出，直至1911年11月20日由马勒弟子布鲁诺·瓦尔特首演于慕尼黑，这时马勒已经离世了。
美国人卡普兰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交响乐票友”。以指挥为业的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常被时人谑为“半吊子”。而卡普兰拿起指挥棒，则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岁第一次听到马勒时，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乐教育，加起来是不到三年的业余钢琴课。1960年代，他创办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搅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还顶着美国商贸代表团的头衔访华。
马勒击中了他的哪根神经？让他在1960年代决然放下回报优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辍业18个月突击学习指挥，以执棒马勒的交响曲为毕生追求。
卡普兰曾对古典乐评人布莱希特说，“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赚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在24岁那年，卡普兰满世界兜转着听“马勒第二”的时候，在伦敦王家音乐大厅“一曲定终身”，当年那个邻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当日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执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创下了18万张的销量。
“马勒第二”是卡普兰四十年的“业余指挥”生涯中唯一一部交响乐全曲，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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