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马勒:一位积极的“入世”者

在读姆萨吉博士的《基因》一书时,了解了马勒一些有趣的故事。于是我寻找他的资料,发现除了学术贡献,马勒一生丰富、有趣的经历也令人难忘。让我联想到中文里“入世”这个词。

他生于纽约,本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有幸在生物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实验室,以非正式身份参与了两年的研究工作。摩根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被称作“苍蝇实验室”(the fly lab)。摩根带领一帮研究生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变异。他手下几个主要的学生的名字日后都被写进了教科书及科学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勒。

马勒后来在“苍蝇实验室”与摩根就论文的署名问题产生了分歧,仓促完成了博士论文,转赴位于得克萨斯的莱斯大学工作,1920年至1932年间于得克萨斯大学任教。马勒的主要学术贡献始于1926年。此时已经36岁的他发现了X射线能够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在于德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之后,马勒声名鹊起,成为知名学者。此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放射线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此后,马勒度过了学术及人生双重意义上的寒冬。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马勒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失望。屋漏偏逢连阴雨,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马勒帮助编辑和发行的左翼报纸Spark使他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此时,他的婚姻也遭遇了危机,与导师摩根以及其他同窗本就不太融洽的关系降至前所未有的冰点。马勒选择了自杀,但所幸未遂。

1932年的冬天,马勒搬到了柏林,开始在KaiserWillhem Institute工作。但是德国的政治氛围以及“科学”研究,让马勒再次失望,而且越来越反感。1933年,马勒和妻子及儿子搬到了苏联列宁格勒,投入了另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在这里进行的遗传学研究所工作。1934年,这个研究所搬到了莫斯科。马勒在苏联领导一个规模颇为可观并且十分多产的实验室。

但是,苏联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导致的正常学术研究受到的无尽干扰,让马勒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最后被迫离开苏联。

此后的几年间,马勒带着他的“果蝇”辗转于欧洲各处:先后在马德里、巴黎、爱丁堡等地工作。

1940年,他最终回到了阔别了8年之久的美国,接受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阿姆赫斯特学院的一个研究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终身教职序列的。更有意思的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一年,该学院终止了他的雇佣合同。随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动物学系谋得了一个教授职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享受的充实、多产的岁月。

马勒获诺贝尔奖是基于“发现了X线可以导致突变”。此后,基因的物理学及生理学本质,成为了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同时,马勒继续投身社会活动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核技术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冷战中,他支持禁止在海上及空中的核试验;作为遗传学家,他坚持认为人们应该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基因”的权利通过收养、人工授精、卵子捐献等手段。

马勒不但积极参与社会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甚至辩论,还鼓励他的学生们参与这样的讨论。他认为政府常常会利用“想当然”的思维,忽视或者拒绝承认科学的发现。因此,讨论科学比民主更有意义。

马勒一生,经历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纳粹逐渐掌握的德国、已经形成世界一极的苏联,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突出的传奇性故事,他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有尊严也有苦恼的普通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积极“入世”的、闪现着人格魅力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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